伊斯兰教人士参与政治活动的各种思想倾向如下：中国回民有五千万，应有成比例的政治权利，政府制定法律时，应考虑回民的实际情况，不能忽略；回胞应学习行使民权，参加选举和一切政治集会，“纠正过去争教不争政的旧观念”；分清政治思想与宗教信仰，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也不要把宗教作为政争的工具”，“不要因政治而毁坏宗教”。[12]
对于民主政治的运作，他们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首先应培养其实行时必备的各种条件。“条件为何？即树立国民经济基础，提高国民法治精神，培养国民基本道德及普及国民各级教育是也”。[13]
基督教人士碍于该教的外来特性，没有明言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但实际上，基督教与民国政治的关系，远比佛教、伊斯兰教紧密。基督教对政界的影响要大于佛教、伊斯兰教。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宋子文等人都信耶稣基督，对基督教的活动也较为支持，教会事业得以接二连三地创办，这是基督教注重在上层社会各领域扩大影响、发展自己的结果，更何况它背后还有欧美的支持。
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教人士还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这是他们焕发爱国心，顺应抗日时势而达变自身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渐成时代潮流，积极入世的宗教人士主张“国联”应对日本“加以有力之裁制，以绝人类之乱源”[14]；强调宗教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抨击不辨是非，助纣为虐的日本宗教徒“只知有日本的国家，而不知有世界的全人类”，“已成为日本军阀的鹰犬”。[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