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段话说得极为在理：“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
事件最终以崇厚被投入监狱，曾纪泽重新出使沙俄谈判，挽回部分权益而告终。但离张之洞想要的结果，还是差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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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人们认为张之洞是理想主义者，李鸿章是实用主义者。两人时常隔空挥拳，却分不出胜负。
但是，自1881年外放成为山西巡抚开始，张之洞逐渐跳出清流派，而向洋务派靠拢。
看到张之洞的转变，李鸿章很得意，曾说了一段话，暗讽张之洞：“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攻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意思是，以前打嘴炮很厉害、攻击我最猛烈的那个人，坐到封疆大吏的位子，才知道干实事是最难的，现在这个人向我求教，虚心得像个小学生。
李鸿章以洋务前辈自居，以为自己吃定了张之洞。事实却并非如此。
1884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任内的作为，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根基。
其间，中法大战。张之洞极力主战，全然不像李鸿章那样畏首畏尾。他派使者携带急信和5万两饷银，去请老将冯子材出山。而李鸿章却强烈反对起用冯子材，说他年老力衰，不堪大用。结果，冯子材不负众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