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必注重于国民教育。本大总统既以兴学为立国要图。今兵氛渐消，邦基粗定，提倡斯旨，岂容踌躇。矩矱本诸先民，智慧求诸世界，使中国民族为大仁、大智、大勇之国民；则必于忠、孝、节、义植其基；于智慧技能求其阙；尚武以备军人资格；务实以儆末俗虚浮；矢其忠诚，以爱国为前提；苦其心志，以猎官为大戒；厚于责己，耻不若人；严则如将领之部其弁兵，亲则如父兄之爱其子弟，此本大总统对于学校之精神教育，——尤竞竞于变化气质，而后种种学业乃有所施也。（《教育公报》第八册《大总统申令》）
立定一个模型以陶铸全国之民，使全国人民陶铸得如此模型一般样，此即袁氏所谓国民教育。这种模型要具有大仁、大智、大勇的资格；这种资格以“忠孝节义”四字为基础，即以此四字为模型的特性。[2]又须有智慧以谋生，能忠心以爱国，能实事求是而不虚浮，其纪律严明身体强勇之处，如同军人一般。以具备这种资格之民才是理想的国民，施行这种教育时谓之国民教育。至于汤氏所谓国民教育则又不相同。他说：
新式中学堂的军训
凡一国之成立，能维持永久而无失者，必其国民有特殊之风俗、历史、地理为造成其特性之主因。涵孕濡育，笃生圣哲，发挥此特性以立人伦之极者，是谓国民模范人物。被之谓道德，施之于庠序，保存光大此特性，并不戾乎世界人类之公性者，是谓国民教育。国民教育以国民道德为本根；国民道德之渊源肇于国民特性，而集其成于出类拔萃之模范人物也。……我国立国数千年，其间几经动摇簸荡，而此泱泱雄大之国民性卒能卓然不可磨灭，历史已有明证。惟求之历史人物，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足以赅我国民性之全表示于世界各国，而为我国教育上之模范者，莫大于孔子。……本总长深维国民教育与国民特性之关系，不能不以数千年所奉为人伦师表者，鸩道德之准绳。（《教育公报》第一册《饬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以孔子之言为指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