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伦理学的后现代方法的新颖之处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放弃有特性的现代的道德关怀，而在于拒绝从事道德问题研究的传统的现代方法（即用政治实践中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规则和在理论上进行绝对性、普遍性、根本性的哲学追问作为对道德挑战的反应）。伦理学上的重要问题，诸如人权、社会正义、和平共处与独立自主之间的平衡、个体行为和集体福利的同步性已经失去了课题的时代性，它们仅仅需要以一种新颖的方式被理解和处理。
道德开始被分离成人们思想、感觉和行为的一部分，有了“正确”与“错误”的区别，这基本上是近代（伦理学）的成就。对人的行为现在已有作了严格区分的标准，诸如“有用”“真理”“美”“适当”等，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这些标准并没有被注意或者制定出来。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中，人们很少站在一定距离外观察事物，因此也很少对事物进行反思，如果在正确相对于错误的天平上进行称量的话，所有的事物在重要性上好像都在同一水平上摇摆。整个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都是有生命力的，好像被一种力量确认着，所有人的意志和幻想都不能对它构成挑战。整个生活都是由神创造的，被神圣的上帝所统治。自由意志，假如确实存在的话，仅仅意味着——正如圣奥古斯丁所坚持和宗教所宣扬的那样，只有从正确之外选择错误的自由——违背上帝的命令：脱离上帝所设定的世界的生活方式，任何明显偏离习俗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对上帝命令的违背。另外，所谓正确的，并不是一种选择；恰恰相反，它意味着避免选择——遵循习惯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传统束缚（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对个体行为的严密的、无处不在的、尽管散漫但仍然是社区化的监视和控制）的逐渐放松，随着互有自治权的大多数的形成，并且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人口数目的逐渐增长；换句话讲就是，随着人们具备了个体的地位，被赋予的特性还没有给定或者已粗略地给定——因此面临着对个性进行“建构”的需求，并且在“建构”的过程中要做出选择，所有的状况开始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