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建七年九月，陈已有吕梁之捷，此后一年余，周、齐之争方剧，陈竟熟视若无睹，至齐地已定，周人之锐气方新，乃忽欲进取淮北，是诚何心哉？于时蔡景历谏，以为“师老将骄，不宜过穷远略”。毛喜亦谏，以为“淮左新平，边民未乂，周氏始吞齐国，难与争锋，岂以敝卒疲兵，复加深入？且弃舟楫之工，践车骑之地，去长就短，非吴人所便。不若安民保境，寝兵复约，然后广募英奇，顺时而动”。帝皆不听。且以景历为沮众，出为豫章内史。未行，为飞章所劾，以在省之月，臧污狼籍，免官、削爵土，徙居会稽。盖度出兵之举，弗顺者必多，故以是威众也。史官论之曰：“李克以为吴之先亡，由数战数胜，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驭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岂不信哉！
大建九年，周建德六年。以吴明彻为大都督，北伐。十月，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拒战，明彻频破之。士彦守城不敢复出。明彻仍迮清水，以灌其城。环列舟舰于城下，攻之甚急。周以王轨为行军总管救之。轨轻行，自清水入淮口。横流竖木，以铁锁贯车轮，遏断船路。欲密决其堰。诸将闻之，甚恐。议欲破堰拔军，以舫载马。马主裴子烈曰：“若决堰下船，船必倾倒，不如前遣马出，于事为允。”适会明彻苦背疾甚笃，知事不济，遂从之。乃遣萧摩诃率马军数千前还，明彻仍自决其堰，乘水势以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