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红军为扩大苏区，接近苏蒙边界，开始实行西征甘北的军事行动。为此，中共中央明确要求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乘势由甘南北上。在中共中央给他们的电报当中，对这时西北抗日反蒋形势发展的趋势有清楚的说明。其电称：“西北的形势是：红军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与杨虎城、邓宝珊亦有联系。胡宗南由山西向陕南，王均在汉中，毛炳文在甘南，阎锡山受红军重大打击后，现只能出八团入陕，汤恩伯率十八团（四个师）准备入陕亦颇动摇，于学忠率两师在兰州天水间，奉军主力在宁夏境，马麟在青海，一部在兰州以西。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1936年6月初，反蒋的两广事变爆发。粤桂两军揭旗反蒋，组织抗日革命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挥师北上进占湖南衡阳，引起国内极大震动。这一消息对于正在计划发动西北大联合的中共中央来说，自然最为有利。因此，中共中央开始明确提议，推动张学良加速发动，以西北发动来响应两广事变。恰在这时，中共中央成功地接通了与莫斯科的电报联系。在6月16日中共中央向莫斯科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中，就具体汇报了西北大联合计划和准备提前发动的设想。电称：“西北国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两广的发动，华北宋哲元与四川刘湘等的酝酿，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宁夏、青海方面是打通我们与苏联地理关系的重要关键，目前还没有有利的情况，然而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西北国防政府已有它坚定的基础了……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