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红军为扩大苏区,接近苏蒙边界,开始实行西征甘北的军事行动。为此,中共中央明确要求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乘势由甘南北上。在中共中央给他们的电报当中,对这时西北抗日反蒋形势发展的趋势有清楚的说明。其电称:“西北的形势是:红军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与杨虎城、邓宝珊亦有联系。胡宗南由山西向陕南,王均在汉中,毛炳文在甘南,阎锡山受红军重大打击后,现只能出八团入陕,汤恩伯率十八团(四个师)准备入陕亦颇动摇,于学忠率两师在兰州天水间,奉军主力在宁夏境,马麟在青海,一部在兰州以西。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1936年6月初,反蒋的两广事变爆发。粤桂两军揭旗反蒋,组织抗日革命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挥师北上进占湖南衡阳,引起国内极大震动。这一消息对于正在计划发动西北大联合的中共中央来说,自然最为有利。因此,中共中央开始明确提议,推动张学良加速发动,以西北发动来响应两广事变。恰在这时,中共中央成功地接通了与莫斯科的电报联系。在6月16日中共中央向莫斯科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中,就具体汇报了西北大联合计划和准备提前发动的设想。电称:“西北国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两广的发动,华北宋哲元与四川刘湘等的酝酿,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宁夏、青海方面是打通我们与苏联地理关系的重要关键,目前还没有有利的情况,然而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西北国防政府已有它坚定的基础了……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