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正式讲学，据《朱希祖日记》[2]所载，自1908年4月4日开始，亦即《民报》第十九期出版以后，这时，他主持《民报》，《排满平议》《驳神我察政说》《革命军约法问答》等宣传反清革命、揭露立宪党人丑态的文篇，都是讲学以后所发，“匡扶光复”，应无疑义。问题是这些专著都完成在10月10日《民报》被封禁以后，也是章太炎和同盟会发生摩擦之时。那么，退处讲学，是否意味着他已“埋首书斋”“潜心学术？”是否意味着他已脱离革命？这就值得探讨。我认为章太炎的衰退迹象虽渐呈现，但还不能说他已经“埋首书斋”、脱离革命。
首先，这些专著虽则刊于《民报》封禁以后，实际早已属草，有的且有成稿，并不都是10月10日以后“埋首书斋”所作。如《新方言》，是1909年8月印于日本东京，1910年又加“修治”，再出“定本”的。而他起草此书却在1906年，即出狱东渡，主持《民报》不久，《丙午与刘光汉书》说，“若能精如扬子，辑为一书，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矣”[3]，即指《新方言》而言。此信写于丙午，即1906年。次年，章氏将“近作《新方言》一卷”，寄送孙诒让“就正”[4]，接着，《国粹学报》开始刊载。丁未年第十二号章氏《与人论国粹学书》称：“《新方言》亦著录讫，自谓精审”。《再与人论国粹学书》又称：“即吾作《新方言》亦尚费岁余考索。”[5]可知《新方言》撰于1906年，成于1908年。《民报》第二十一号附有《博征海内方言告白》：“仆前撰《新方言》一册，略得三百七十余条，近复展转钩考，又发现百余事。”再加修订，到1909年印出。知《新方言》不是《民报》封禁后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