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和杜玉英的大媒，还是她娘家爹当初从中撮合的。那时间，我刚走出大学校门，分配到局里上班不久，在文学圈内已经小有名气了。我们当地的报刊杂志经常选发我的作品，用我岳父大人的话说，“已经成了气候！”我岳父当时在县城一所中学当校长，他也喜欢文学，并且也像喜欢文学一样喜欢上了我。他经常约我到他们学校，给学生们讲写作课。大概是讲的次数多了，无以回报吧，就把他惟一的女儿介绍给了我。那时我父母都在乡下务农，只有我一个人在城里，像没人要的孩子一样孤苦伶仃，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接近于流浪似的生活，正巴不得早日有个家呢。没成想好事说来就来了，区区几节创作课，就把人家城里生城里长的女孩领回了家，这也不能不算得上是一件幸事。
结了婚，问题接踵而至。就像做生意一样，杜玉英首先感觉嫁给我这个刚刚脱胎换骨的乡下后生相当的亏本。像我这样的人，手里没钱家里没房官场没人，跟了我注定要倒八辈子大霉的，一生不可能再有扬眉吐气的机会了。我知道她为此没少抱怨她糊涂得近似愚蠢的父亲，同时也把孤傲和清高留给了我，想方设法给我置气，而且一生气便拔腿去了娘家。好在我岳父是个通情达理之人，每次我老婆去他那里后，他一半是安慰一半是规劝，最后还高高兴兴地把杜玉英给我送了回来。类似这样的节目，已经上演过好多场，同样一出戏，演的场次多了，不管是演员还是观众，都会觉得腻歪，我也不例外，都有些心不在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