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和杜玉英的大媒,还是她娘家爹当初从中撮合的。那时间,我刚走出大学校门,分配到局里上班不久,在文学圈内已经小有名气了。我们当地的报刊杂志经常选发我的作品,用我岳父大人的话说,“已经成了气候!”我岳父当时在县城一所中学当校长,他也喜欢文学,并且也像喜欢文学一样喜欢上了我。他经常约我到他们学校,给学生们讲写作课。大概是讲的次数多了,无以回报吧,就把他惟一的女儿介绍给了我。那时我父母都在乡下务农,只有我一个人在城里,像没人要的孩子一样孤苦伶仃,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接近于流浪似的生活,正巴不得早日有个家呢。没成想好事说来就来了,区区几节创作课,就把人家城里生城里长的女孩领回了家,这也不能不算得上是一件幸事。
结了婚,问题接踵而至。就像做生意一样,杜玉英首先感觉嫁给我这个刚刚脱胎换骨的乡下后生相当的亏本。像我这样的人,手里没钱家里没房官场没人,跟了我注定要倒八辈子大霉的,一生不可能再有扬眉吐气的机会了。我知道她为此没少抱怨她糊涂得近似愚蠢的父亲,同时也把孤傲和清高留给了我,想方设法给我置气,而且一生气便拔腿去了娘家。好在我岳父是个通情达理之人,每次我老婆去他那里后,他一半是安慰一半是规劝,最后还高高兴兴地把杜玉英给我送了回来。类似这样的节目,已经上演过好多场,同样一出戏,演的场次多了,不管是演员还是观众,都会觉得腻歪,我也不例外,都有些心不在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