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报告送上去一直未有音讯，至淞沪“一·二八”战争爆发第二天，戴戟打电话给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请他找了何应钦等人，计划才从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黄浚那转到了何应钦手上，但其仍不敢批示。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闻听日军来势凶猛，个个心惊胆战，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名义，草草发表宣言：
……望我各省区行政长官及军队长官，同心协力，各尽所职，以请地方而安人民，尤望我全国人民，以勇毅沉着之精神，共赴国难，勿嚣张，勿畏葸，务使暴力无所使，正义得以伸，国家安危，悉挈于此，愿共勉之。
以示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然国民政府却于1月30日迁都洛阳，南京留下何应钦处理日常工作，在陈铭枢的催促下，何应钦口头答复陈铭枢：战时淞沪可相机行事。却终没动笔写一个字。
戴戟司令接到陈铭枢转达的何应钦的口信以后，下决心实施“计划”，正好又遇到真茹火车站列车遭日机空袭的报告，更感到“计划”已到了非实施不可的时候了。便下令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全部和特警队一部，组成特别行动队，由赵春林队长指挥，直捣日本间谍与汉奸的几个巢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