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像蒋光慈对中国苦难根源的呈现还只是他们与同时代启蒙作家不同的一个方面。革命文学作家与五四作家描述的中国的最大不同，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中国民众（特别是工农）的不同认识和塑造上。在五四作家那里，中国的苦难太深重，他们看不到把中国从苦难的境地中拯救出来的可能性；但在蒋光慈他们那里，却完全不是这样。在二十年代五四作家讲述的中国故事里，苦难是一道凝固的风景，而这个风景似乎将要永远存在下去，看不到改观的希望，因为在作家的笔下，老中国的儿女们同样是沉默的、呆滞的，要么麻木地忍受苦难，要么在病态、凝滞的精神氛围里“醉眼陶然”。力求挣脱“生定”的“命”的阿贵（潘训《乡心》，亚东版《雨点集》1922年3月25日）虽然倔强地要留在城里，但亦似乎不是“不肯屈伏”，而是因为境况没有任何改观，没有颜面回乡罢了，他已经被心中的悲哀和惨淡的生活所收服了。所以茅盾说：“在我们面前的阿贵的姿态，不是坚定的，挺起胸膛朝前面看的，而是盲目的，悲哀的，低着头，忍住了眼泪苦笑的。”[88]王任叔的《疲惫者》（《小说月报》16卷11号，1925年）中的驼背运秧比阿贵更强硬、倔强，没有钱断不肯去酒店赊酒，宁肯挨饿亦不偷盗。但他最激烈的“不服”行为也只是在被诬陷偷钱时抗辩“我这二十年做工里，每年十元算，也得有二百元钱了。我这两百元钱，谁给我偷了”。但到了蒋光慈那里，民众就再也不是苦难的忍受者。《少年漂泊者》就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反叛者的形象。汪中在自己的父母被田主逼死后，内心的愤怒像烈火一样燃烧，幻想自己刀劈刘老太爷，为自己的父母复仇。虽然他最终是逃走，但他的逃亡之路就是一条反抗之路。开始，他想加入“抢掠富者，毫不骚扰贫民”的土匪。做店伙计时，又不屈从于流氓商人的淫威，向学生报信，揭发商会暗杀学生的阴谋。做工人时不堪忍受资本家对工人的虐待，鼓动工人起来反抗，又参加罢工。直至最后“怀着一腔暴徒”的思想进入黄埔军校，参加国民革命，战死沙场。《橄榄》中喜姑杀死霸占自己的厂主，《逃兵》中良心发现的士兵枪击无恶不作的团长。在蒋光慈的革命文学里，民众已经站起来，开始了大胆的反抗。值得注意的是，蒋光慈不只把民众讲述为“单独地艰苦地”抗争的“盲目挣扎者”，在革命文学作家笔下，那些反抗者最初的反抗也许只是出于本能的不平和不满，是自发的个人的反抗行为，但最后，他们的反抗就无不加入有指挥、有更大目标的集体行为之中。汪中就是从个人的不满开始加入工会，参加声势浩大的“二七大罢工”，最后又投身更大规模的“国民革命”。《橄榄》中，工人德发和喜姑刺死厂主后逃亡广州，参加了省港大罢工的工人纠察队。《逃兵》中的“我”杀死团长后，在工会里接受教育，开始明白“里林和麦克士”（列宁和马克思）的道路，组织罢工和处理罢工事务。而且，蒋光慈总是将自己笔下的工农反抗者置于现实真实发生过的政治事件中，让人物进入二十年代几乎所有重大的富有革命性政治事件的现场，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3·18惨案、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等重大革命事件都有蒋光慈小说中的人物在活动。蒋光慈最后总是把自己虚构的反抗的工农人物编织到现实声势浩大的革命现实中去，如此处理，工农就转化为革命群众，他们再也不是苦难的忍受者、被动的承受者，他们正在成长为能量巨大的现实政治力量，成长为历史的主体，在现实政治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现实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