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24]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只要“平均地权”实现了，“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25]，而“平均地权”的实现方法，指的就是由国家征收地价税，兼收印契税。
孙中山说：“宜令全国一律改换地契、定一平价，每百两取三两至五两，逾年不换新契者，按年而递加之，则人民无敢故延。加以此后地价日昂，国家收入益多，尚何贫之足患？地为生产之元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则易行，如国家欲修一铁路，人民不得抬价，则收买土地自易。”[26]“现今德国……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人独享其利……中国当取法于德。”[27]
很显然，孙中山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看成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是解决衣食住行乃至基础设施的源泉。孙中山先生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狂热地向往着一个“家给人乐”“民有所养”的“大同”社会，“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予言至此，极抱乐观。”[28]孙中山的“家给人乐”“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的图景和理想，只是一种带有现代色彩的乌托邦，顶多也只是列宁所说的“主观社会主义”，是肤浅的、非科学的，然而他却表达了中国人民向往未来而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好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