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到“立”（这多少可以冲淡现代主义者对后现代“只破不立”的过分自信的指责），从存在到表达，后现代的文人们能最终赢得这份“活”与“说”的自由和愉悦吗？
四、文人后现代主义：在文人式“现代”与大众“后现代”之间
结局可能是难以预料的，或许人需要的原只是一个过程。哈桑在《后现代转折》一书中，曾从精神病理学角度把现代同后现代的差异区分为偏执狂同精神分裂症。真是绝妙！不过后现代的“精神分裂症”主要是后现代文人的症状，他们与传统和现代“精神”的“分裂”（包括遗传与变异、裂变与后遗），是轻重交织、新旧相杂、悲喜参半的。所谓“恨了千千万，忆了千千万”“说恨犹爱，说爱犹恨”，后现代文人承受着较后现代大众远为复杂的精神负荷和内心冲突（不过已剔除了现代主义者的偏执而“游戏规则化”）。过渡阶段前后的巨大落差与反差需要他们用个人性和本土性去填补、去平衡，他们对“女娲的语言”的最后执着，表明他们作为女娲的后裔和作为文人，对历史与文化自愿担当具有中国特色的“整合”角色。后现代的大众则走得更远。大众诗人们也曾倡导“诗到语言为止”（韩东语），但目的只是以此与语言之外的一切尤其是“历史-文化”一刀两断、划清界限，他们对诗歌的口语化（现实感）、叙述化（反抒情）、寓言化（反意义）的提倡，导致诗歌的散文化和向极端行为艺术滑行。文人后现代主义对诗在形式上的非诗化和精神上的神性化（从海德格尔到海子）的回避，反映出它与大众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距离和自身的独特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