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如此抬举!兄弟我只好班门弄斧了。”典威先生大言不惭。
这是当然。我跟他从不客气。单凭他开口闭口一句“兄弟我!”就该刮目相看。
那时,“文革”结束不久,我也刚在大学当助教。80年代,大家都喜欢讨论问题。典威先生已经退休,因为整理我父亲的遗作,他常到家里来,偶尔和母亲打打麻将。
他爱说话,吹拉弹唱演都行,形象虽然不怎么适合舞台,但敢干表演就更显独创性,无人敢比。他主要是放得开,又无所谓,纯粹是玩,无遮无拦,反出效果。人称他“大把戏”是有道理的。这个绰号,在潮汕印象里,有一种似褒似贬的善意。至少,小格局是做不来大把戏的。他有大格局。
典威先生打着麻将,口里却喋喋不休地说话。只要你有问题,他便举一反三,旁征博引,勾连延广,滔滔不绝。
他最是能够且喜欢细说一个村庄的历史。而在他口中,村庄的历史,就是由情色婚事构成的历史。一个村庄,就是男女生殖器相生相克的历史。以繁殖为目的而展开的历史。不是吗?他用孩子一般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我,等着我的反驳。
下尾埠那个“刺(音赤)血槽”的故事,就出自他口。血腥和赤裸的女色,是其主题之一。他曾带我去看过那口青石凿成的血槽。他刮着石槽底部坚硬的沉积物,捏出一点:“你尝尝,什么味道?明末清初,裸女的血渍,咸腥吧!”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像刚刚杀人之后,舌舔刃血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