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周恩来和与他观点相近的反冒进的人们没太在意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一事的反感情绪在不断地升级。毛泽东同意他们在某些计划数字上进行压缩，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在方针上反冒进。
在八届二中全会的一次小组长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
言下之意，总体上来说人民高兴的事，不要去泼冷水。毛泽东对反冒进、对“促退委员会”，显然是不满的。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强烈地重现开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开始批评“反冒进”。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之中。
进入195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像一艘迷航的巨轮，乘风破浪，“大跃进”运动迅速蔓延，势不可挡。
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发觉“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重大失误后，开始纠“左”。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毛泽东肯定地指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毛泽东诚恳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