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司马懿的身上有三重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儒枭、隐雄、全才。
司马懿是货真价实的儒枭。而且，他绝不是王莽那样“为儒而儒”的偏执狂。《晋书》上称他“伏膺儒教”“常慨然有忧天下心”，这总让我联想起另一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政治家范仲淹。但范仲淹的功业哪里堪与司马懿相比？他力抗西夏元昊而无功，推行“庆历新政”而不终，徒有济世之心而乏理乱之才，不如司马懿远甚！司马懿开创的晋朝初年也曾出现过有“天下无穷人”的“太康之治”—虽然它来得短暂，但也是司马懿“爱民而安，好士而荣”的施政纲领在他后代手中的贯彻和落实。司马懿的一些只言片语更是透出了浓浓的一股儒家雍雅气息。
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纳，则自然安乐。
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亦这样评价：
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于是而自缙绅以迄编氓，乃知有生人之乐。
这是对司马懿的儒道治国进行了肯定。
我们还可以看出，司马懿的许多举措都打上了深深的儒家烙印：他一生最为推崇的人，不是武功盖世的曹操，而是一代儒宗荀彧；他的亲家翁，是曹魏著名鸿儒、经学大师王肃；追随他一道剪除曹爽的政治盟友，如高柔、王观、孙礼等都是海瑞一样的忠臣雅士。即便是在殄灭曹爽一党之时，他也是以儒道为标尺来拿捏着分寸的：夏侯令女割鼻明志守节，鲁芝护主尽忠而甘愿受法，尽管他们是敌对一方，却都受到了司马懿的嘉奖与宽待—夏侯令女的事迹还被写进了《晋书·列女传》，而鲁芝后来则一直做到了晋朝的镇东将军、阴平侯。这比起袁绍器小量狭、恼羞成怒而滥杀臧洪、陈容等义士的荒悖之举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