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间是否存在，现代性是否存在这两点都仍然存在疑问，那么肯定也会有人疑惑，时间的加速是否存在。许多关于社会加速的著作，包括科史莱克，都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类似，抱持着对科技和现代性本身的怀疑。即便他们的分析路径不是海德格尔式的(例如舒尔曼),也都流露出一种忧心忡忡的态度。舒尔曼著作的论点是，社会加速可能会破坏自由民主，因为“高速发展的社会往往热衷于高速的政治制度”,热衷于以议会合法性和三权分立为代价的行政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速度并不是好事。
这种对速度的不信任在法国理论家保罗·维希留(PaulVirilio)的著作中尤为突出，他认为“速度是‘转变带来的意外’,是已经形成的世界的过早衰老。它的极端暴力使我们无处可逃；我们满足于为了空虚(VOID)的速度而放弃要害(VITAL)”。在维希留的语境中，这种空虚带来的政治后果相当可怕。“未来，对环境的控制将会导致真正的时间政治(chrono-politics),或者说传导政治(DROMO-POLITICS),为了放松社会管制和实现超政治解构，国家将会消失：远程指令将会逐步取代命令和即时命令，甚至取代了道德。”“新的即时互动科技”(维希留在1990年互联网兴起之前就探讨了这一话题)将会削弱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别所产生的效用，最终使我们“脱离”自身，脱离身体，甚至脱离“我们存在的完满性”。这确实很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