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间是否存在,现代性是否存在这两点都仍然存在疑问,那么肯定也会有人疑惑,时间的加速是否存在。许多关于社会加速的著作,包括科史莱克,都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类似,抱持着对科技和现代性本身的怀疑。即便他们的分析路径不是海德格尔式的(例如舒尔曼),也都流露出一种忧心忡忡的态度。舒尔曼著作的论点是,社会加速可能会破坏自由民主,因为“高速发展的社会往往热衷于高速的政治制度”,热衷于以议会合法性和三权分立为代价的行政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速度并不是好事。
这种对速度的不信任在法国理论家保罗·维希留(PaulVirilio)的著作中尤为突出,他认为“速度是‘转变带来的意外’,是已经形成的世界的过早衰老。它的极端暴力使我们无处可逃;我们满足于为了空虚(VOID)的速度而放弃要害(VITAL)”。在维希留的语境中,这种空虚带来的政治后果相当可怕。“未来,对环境的控制将会导致真正的时间政治(chrono-politics),或者说传导政治(DROMO-POLITICS),为了放松社会管制和实现超政治解构,国家将会消失:远程指令将会逐步取代命令和即时命令,甚至取代了道德。”“新的即时互动科技”(维希留在1990年互联网兴起之前就探讨了这一话题)将会削弱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别所产生的效用,最终使我们“脱离”自身,脱离身体,甚至脱离“我们存在的完满性”。这确实很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