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如此抬举！兄弟我只好班门弄斧了。”典威先生大言不惭。
这是当然。我跟他从不客气。单凭他开口闭口一句“兄弟我！”就该刮目相看。
那时，“文革”结束不久，我也刚在大学当助教。80年代，大家都喜欢讨论问题。典威先生已经退休，因为整理我父亲的遗作，他常到家里来，偶尔和母亲打打麻将。
他爱说话，吹拉弹唱演都行，形象虽然不怎么适合舞台，但敢干表演就更显独创性，无人敢比。他主要是放得开，又无所谓，纯粹是玩，无遮无拦，反出效果。人称他“大把戏”是有道理的。这个绰号，在潮汕印象里，有一种似褒似贬的善意。至少，小格局是做不来大把戏的。他有大格局。
典威先生打着麻将，口里却喋喋不休地说话。只要你有问题，他便举一反三，旁征博引，勾连延广，滔滔不绝。
他最是能够且喜欢细说一个村庄的历史。而在他口中，村庄的历史，就是由情色婚事构成的历史。一个村庄，就是男女生殖器相生相克的历史。以繁殖为目的而展开的历史。不是吗？他用孩子一般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我，等着我的反驳。
下尾埠那个“刺（音赤）血槽”的故事，就出自他口。血腥和赤裸的女色，是其主题之一。他曾带我去看过那口青石凿成的血槽。他刮着石槽底部坚硬的沉积物，捏出一点：“你尝尝，什么味道？明末清初，裸女的血渍，咸腥吧！”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像刚刚杀人之后，舌舔刃血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