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坐下来，手风琴还没立刻停止。‘你很高兴吗？高加索舞很好看吗？米娜，你还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高加索舞，你不是高加索的孩子！’爸爸问着她。”
索非亚忽然变了一种声音：
“不知道吧！为什么我们做‘穷党’？因为是高加索人。哈尔滨的高加索人还不多，可是没有生活好的。从前是‘穷党’，现在还是‘穷党’。爸爸在高加索的时候种田，来到中国也是种田。现在他赶马车，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妈妈跑到中国来。爸爸总是说：‘哪里也是一样，干活计就吃饭。’这话到现在他是不说的了……”
她父亲的马车回来了，院里啷啷地响着铃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临告别的时候，索非亚才从床上走下地板来。
“病好了我回国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传说，那边工作很厉害。母亲说，还不要回去吧！可人们没有想想，人们以为这边比那边待他还好！”
走到门外她还说：
“‘回国证’怕难一点，不要紧，没有‘回国证’我也是要回去的。”
她走路的样子再不像跳舞，迟缓与艰难。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带着糖果。
“索非亚进了医院的。”她的母亲说。
“病院在什么地方？”
她的母亲说的完全是俄语，那些俄文的街名，无论怎样是我所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