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坐下来,手风琴还没立刻停止。‘你很高兴吗?高加索舞很好看吗?米娜,你还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高加索舞,你不是高加索的孩子!’爸爸问着她。”
索非亚忽然变了一种声音:
“不知道吧!为什么我们做‘穷党’?因为是高加索人。哈尔滨的高加索人还不多,可是没有生活好的。从前是‘穷党’,现在还是‘穷党’。爸爸在高加索的时候种田,来到中国也是种田。现在他赶马车,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妈妈跑到中国来。爸爸总是说:‘哪里也是一样,干活计就吃饭。’这话到现在他是不说的了……”
她父亲的马车回来了,院里啷啷地响着铃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临告别的时候,索非亚才从床上走下地板来。
“病好了我回国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传说,那边工作很厉害。母亲说,还不要回去吧!可人们没有想想,人们以为这边比那边待他还好!”
走到门外她还说:
“‘回国证’怕难一点,不要紧,没有‘回国证’我也是要回去的。”
她走路的样子再不像跳舞,迟缓与艰难。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带着糖果。
“索非亚进了医院的。”她的母亲说。
“病院在什么地方?”
她的母亲说的完全是俄语,那些俄文的街名,无论怎样是我所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