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桑哥又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创设木棉提举司。每年征收木棉上万匹。又在江南等地调查户口,清理田税,以增加政府收入。
第四,限制对贵族的赏赐。元代对王公贵族的赏赐,耗费很大,是国家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桑哥希望对此有所限制,节约开支,来解决政府的入不敷出问题。
由于桑哥实行了以上一系列理财措施,多方筹划和搜刮,所以确实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度补救了政府收入不够支出的问题。
从此,桑哥的声望大增。大都居民史吉等提出要为桑哥立碑颂德,忽必烈听说以后说,“民欲立则立之”,并将其事告诉桑哥,让他欢喜。后由翰林制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立于尚书省门前。
然而,桑哥控制朝廷大权以后,横行无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意调动和任免中央和地方官员,“势焰熏天”,“中外为之不寒而凛”。
他为了获取钱财,不择手段,就连官爵也随意出卖,“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上自朝廷,下至州县,纲纪大坏”。人人言利,鄙视仁义。为了获得私利,“在官者以接刻相尚”,在民者以巧诈骗人为荣,社会秩序大为紊乱。
这种只言财利不言仁义的做法,遭到义理派的反对。尤其是桑哥的一些措施直接触犯了蒙汉豪商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因此,自桑哥理财始,这些斗争就连绵不断,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