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桑哥又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创设木棉提举司。每年征收木棉上万匹。又在江南等地调查户口，清理田税，以增加政府收入。
第四，限制对贵族的赏赐。元代对王公贵族的赏赐，耗费很大，是国家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桑哥希望对此有所限制，节约开支，来解决政府的入不敷出问题。
由于桑哥实行了以上一系列理财措施，多方筹划和搜刮，所以确实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度补救了政府收入不够支出的问题。
从此，桑哥的声望大增。大都居民史吉等提出要为桑哥立碑颂德，忽必烈听说以后说，“民欲立则立之”,并将其事告诉桑哥，让他欢喜。后由翰林制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立于尚书省门前。
然而，桑哥控制朝廷大权以后，横行无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意调动和任免中央和地方官员，“势焰熏天”,“中外为之不寒而凛”。
他为了获取钱财，不择手段，就连官爵也随意出卖，“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上自朝廷，下至州县，纲纪大坏”。人人言利，鄙视仁义。为了获得私利，“在官者以接刻相尚”,在民者以巧诈骗人为荣，社会秩序大为紊乱。
这种只言财利不言仁义的做法，遭到义理派的反对。尤其是桑哥的一些措施直接触犯了蒙汉豪商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因此，自桑哥理财始，这些斗争就连绵不断，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