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文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府文书,以及民间买卖田园宅室、牲畜器物等的契约,陪葬衣物疏、借贷契约,账簿等都用汉文书写,说明当时汉文已在西域广为使用。随着汉文的传播,传统的汉族文化典籍也在西域流行,如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习”[32]。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西凉建初四年(公元408年)秀才对策文》,其中涉及《春秋》《诗经》《老子》等许多文化典籍。如有《春秋》智伯围晋之事:“《春秋》所以书此者,美襄子之恩可感,讥智伯之无德。”有《诗经》中的《关雎》篇:“夫关雎之乌,鸷而有别。故喻□□,□有巢,维鸠居之,以喻夫人配得行化。外□□体,妇人阴道,化之所难,故云夫妇正则王化□。文王之教,自迁及远,是以为化之首。”[33]甚至还涉及三皇五帝、仓颉造字、日月星宿等汉族传统文化典故与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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