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文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府文书，以及民间买卖田园宅室、牲畜器物等的契约，陪葬衣物疏、借贷契约，账簿等都用汉文书写，说明当时汉文已在西域广为使用。随着汉文的传播，传统的汉族文化典籍也在西域流行，如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习”[32]。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西凉建初四年（公元408年）秀才对策文》，其中涉及《春秋》《诗经》《老子》等许多文化典籍。如有《春秋》智伯围晋之事：“《春秋》所以书此者，美襄子之恩可感，讥智伯之无德。”有《诗经》中的《关雎》篇：“夫关雎之乌，鸷而有别。故喻□□，□有巢，维鸠居之，以喻夫人配得行化。外□□体，妇人阴道，化之所难，故云夫妇正则王化□。文王之教，自迁及远，是以为化之首。”[33]甚至还涉及三皇五帝、仓颉造字、日月星宿等汉族传统文化典故与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