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稿和进呈”在开元八年、九年（720年、721年）的说法，也不可靠。王应麟的这个说法，其假设是：“若二公并相之时，盖可知矣”。据他自己考证，源乾曜、张嘉贞二人“并相之时”是在开元八年五月至开元九年九月之间。因此得出《贞观政要》上于开元八年、九年的结论。吴枫同志认为，《贞观政要》的著述是经过了若干年的积累才成功的，这是颇有见地的。但他也认为，《贞观政要》的成书，当不会晚于开元九年（721年），这就有问题了。问题在于论者只注意到源乾曜、张嘉贞二人的官职名称（即侍中和中书令）及他们担任是项官职的时间，但忽略了他们二人的封爵（即安阳公和河东侯）及他们获得此种封爵的时间。
据《旧唐书》卷九十八《源乾曜传》，源乾曜任侍中是在开元八年至开元十七年（720—729年）；其被封为安阳郡公，是在开元十七年（729年）秋天。据《旧唐书》卷九十九《张嘉贞传》，张嘉贞任中书令是在开元八年至开元十一年（720—723年）；其被封为河东侯（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称为“河东公”），是在开元十三年（725年）后。根据以上事实，《贞观政要》一书的“定稿和进呈”，不可能在开元十七年之前。因为张嘉贞之被封为“河东侯”，事在开元十三年后；源乾曜之被封为“安阳郡公”，事在开元十七年。若《贞观政要》一书的“定稿和进呈”是在开元十七年之前（譬如，在开元八年、九年），那么，吴兢在自序中只能提到源乾曜、张嘉贞二人的职官名称，即“侍中”和“中书令”，而绝不可能提到他们的封爵名称，即“安阳郡公”和“河东侯”。吴兢在自序中既然同时提到源、张二人的官职名称和封爵名称，则《贞观政要》成书于开元十七年后，便是毫无疑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