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柳宗元、叶适等思想家在史学批评方面有很多见解,其见解的理论价值已不限于史学方面,而这些见解对思维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王充批评所谓“《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四]七宿也”之说,批评所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之说等[17],虽属批评之批评的范围,但对于廓清人们笼罩在这些史书上的神秘迷雾是很有意义的。王充批评《史记》说:“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以致“世人疑惑,不知所从”。但他还是认为司马迁“少臆中之说”[18],肯定了《史记》的历史真实性的价值。柳宗元、叶适的见解,已多处论及,不再赘述。
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史学批评,从更高的认识层次上反映了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