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柳宗元、叶适等思想家在史学批评方面有很多见解，其见解的理论价值已不限于史学方面，而这些见解对思维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王充批评所谓“《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四]七宿也”之说，批评所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之说等[17]，虽属批评之批评的范围，但对于廓清人们笼罩在这些史书上的神秘迷雾是很有意义的。王充批评《史记》说：“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以致“世人疑惑，不知所从”。但他还是认为司马迁“少臆中之说”[18]，肯定了《史记》的历史真实性的价值。柳宗元、叶适的见解，已多处论及，不再赘述。
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史学批评，从更高的认识层次上反映了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