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译文】
徐爱向先生请教了他对王通和韩愈两个人的看法。
先生回答道:“韩愈无疑是文人中的翘楚,而王通则被誉为贤明的大儒。但世人因韩愈的诗文传世之多,对他的赞誉甚至超过了王通,这其实是对两人的一种误解。实际上,在学问和境界上,韩愈与王通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徐爱不解地问:“那如何看待王通仿作经书的行为呢?”
先生说:“我们也不能一概否定仿作经书的做法。你想想看,后世儒生们著书立说、解释经典,他们的用意与仿作经书又有什么不同呢?”
徐爱思考后说:“后世儒生虽然有时为了名声而著书立说,但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阐明圣人的道理。而仿作经书,似乎更多地是为了个人的名利。”
先生反问道:“那么,为了阐明圣道而著书立说,这种行为又是在效仿谁呢?”
徐爱回答道:“孔子曾删改‘六经’以阐明圣道,他们效仿的正是孔子。”
先生说:“那么,仿作经书不也是在效仿孔子吗?”
徐爱说:“虽然著书立说可以发挥和传承圣道,但仿作经书似乎只是模仿圣人的表面学说,对于圣道的真正传承并没有太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