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译文】
徐爱向先生请教了他对王通和韩愈两个人的看法。
先生回答道：“韩愈无疑是文人中的翘楚，而王通则被誉为贤明的大儒。但世人因韩愈的诗文传世之多，对他的赞誉甚至超过了王通，这其实是对两人的一种误解。实际上，在学问和境界上，韩愈与王通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徐爱不解地问：“那如何看待王通仿作经书的行为呢？”
先生说：“我们也不能一概否定仿作经书的做法。你想想看，后世儒生们著书立说、解释经典，他们的用意与仿作经书又有什么不同呢？”
徐爱思考后说：“后世儒生虽然有时为了名声而著书立说，但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阐明圣人的道理。而仿作经书，似乎更多地是为了个人的名利。”
先生反问道：“那么，为了阐明圣道而著书立说，这种行为又是在效仿谁呢？”
徐爱回答道：“孔子曾删改‘六经’以阐明圣道，他们效仿的正是孔子。”
先生说：“那么，仿作经书不也是在效仿孔子吗？”
徐爱说：“虽然著书立说可以发挥和传承圣道，但仿作经书似乎只是模仿圣人的表面学说，对于圣道的真正传承并没有太大帮助。”